光明日报刊文：这样的酒桌陋习何来“文化”

围绕酒，确实也有很多文化轶事。杜甫有一首《饮中八仙歌》，记下了斗酒诗百篇的李白、醉后写狂草的张旭、酒后掉到井里的贺知章等。酒的神经刺激与麻痹作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文化创造中。

酒是有文化内涵的，但文化概念不能泛化。具体到酒桌，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冠以“文化”之名。

劝酒的历史也很悠久。比如晋代巨富石崇劝大将军王敦饮酒，王敦不饮，石崇就杀害一位劝酒的侍女，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是不饮。但看到这一幕，谁还能说这是文化？只有一种文明被蹂躏之感。

“文化”二字，自带一种温润感。然而在酒桌上的权力行使、对他人的强迫，实在与文化相去甚远。李白也好、杜甫也罢，他们与酒相关的文化创造，无不来自自由支配下的个体书写，与在酒桌上强弱关系的赤裸展示有着天壤之别。有些事是不适合被称为“文化”的，比如裹脚，就不能说是“裹脚文化”。这种强制之下的身不由己，再说“文化”，恐怕是对野蛮的涂脂抹粉。

进入现代的我们，更需要用一种文明的眼光去观照流传已久的习惯。从这起女员工酒后被侵害的案件就能看到，哪怕是充满着科技意味的互联网企业，依然在遵循一种前现代的权力规则，依然存在着对女性的物化利用。

从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种所谓的“酒桌文化”，大部分人都明知不好、不胜其烦，却也无可奈何，真的解脱出来并不容易。之所以人们下意识地还在把“文化”二字放在“酒桌”之后，事实上也意味着向现实让步，承认某种“合理性”。

酒桌上对女性的强迫，显示着权力等级、男女关系的双重压制，实在是龌龊至极。因此，不必将其雅化为“酒桌文化”，就直白称之为酒桌陋习吧。这种本该进入劳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等法律视野的行为，如果再轻描淡写地披上“文化”外衣，也是对其恶劣性质的淡化。

改变陋习并不容易，需要社会达成一致的精神觉悟与行为约束，这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首先需要的就是在认知上给一些行为明确定义，激发社会成员的内在耻感。回到酒桌陋习这事，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五两六两不是酒，七两八两漱漱口，九两十两好朋友”之类，这种吆五喝六、虚情假意的酒桌陋习，就别再美其名曰“文化”了。

（作者：夏研，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