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盖棺难定论，但他具备的六个优点，完全符合杰出帝王的标准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辰时，太上皇帝乾隆驾崩，享年89岁，旋即嘉庆帝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同一天，乾隆的遗诏下达，在这道遗诏中，乾隆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因内容多达一千多字，以下截取重要部分：

?“……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刻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兼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凡此朕功之叠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盻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环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舒，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刻弛也。……”

?乾隆帝若是早死十三年，即乾隆五十年的时候，以国内的局势，以及二征廓尔喀而论，这道遗诏下的还是比较恰当的。乾隆初期、中期，确是国富民强的“全盛之势”。但到了晚年，则形势便有大变化了，奸相和珅专权乱政，吏治败坏，贪污盛行，民多“蹙额兴叹”。

由此可见，乾隆帝之遗诏有符合实际的一面，也有严重讳过扬功之处，无法根据这道遗诏对其一生功过作出正确的评论。但整体而言，乾隆帝瑕不掩瑜，业绩辉煌。清代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学家，对乾隆帝的某些方面也有所评述，当然以赞扬为主。

这些评述有可取之处，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约束，难免不以歌功颂德为主。如果以客观的角度去评论乾隆帝，还得从他治国理政入手。

乾隆当了六十年零三个多月的皇帝和三年零三天的太上皇帝，足足执政六十三年，做了大量事情。总观其所作为，大致在乾隆五十年以前，他在以下六个方面十分注意，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一，勤政爱民

乾隆帝即位后，六十三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专心治政。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他令九卿科道陈举政务不当之处，群臣仅引咎自责，回奏说诸务皆妥。乾隆下谕说：

“朕自维即位四年以来，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

?此后，乾隆又多次下谕，重申勤政爱民之心。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虽已是七十八岁高龄，但仍亲自指挥用兵廓尔喀方略，并说自己虽年近八旬，而对祖宗基业，江山社稷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

从乾隆帝执政的六十多年来看，他确实也是一位爱民的皇帝。每遇地方灾荒，他都会及时赈济，调拨大量粮米，让受难百姓衣食无忧。据初步计算，乾隆朝豁免的赋税和朝廷拨出的赈济物质，比他先前所有皇帝加起来的总和都要多。尽管乾隆朝国力强盛，但能做到这样，也是十分不易的。

二，乾纲独断

乾隆帝政必躬亲，事必自决，特别重视权柄下移之事，在任用将相，进退大臣，裁处军国要事等方面，皆系乾纲独断。他非常讨厌和忌讳臣僚、近臣、内侍、外戚揣摩君意，结党营私，盗持政权。

早在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他刚过而立之年，执政才五载，就下达长谕，指责大学士、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及其朋党庇护之事，强调“用人之权，从不旁落”。他说：

“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也。”

此后，乾隆不下数十次反复讲述此意，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八日，他又下谕，举大学士于敏中之例，再次强调生杀予夺之权绝不旁落于人。

三，勇于进取

六十三年里，乾隆曾遇到不少棘手之事，经历过多次狂风暴雨，但他基本上是胸怀大志，勇创伟业，临危不惧，受挫不慌，再接再厉，知难而进，最后驶过险礁，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乾隆刚即位，就碰上了苗变的“第一紧要之务”，苗民的反抗浪潮，冲垮了庸弁劣员阻挡的堤坝，贵州省大震。在此关键时刻，乾隆帝及时撤换因循苟且的钦差大臣张照，另委派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亲授用兵方略，调兵遣将，不到一年就平定了苗变，贵州省民、苗皆宁，改土归流得以坚持实行。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征准平回时，除傅恒外，满洲王大臣“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反对征准噶尔。乾隆帝非常气愤，指责满洲王公大臣的同时，明确宣布必征准噶尔部的决心。

事实上，乾隆帝所谓的“十大武功”，没有一个是一帆风顺的，常是兵败将折之后，再接再厉，才转败为胜或变被动为主动。他曾不止一次地举准、回之役及金川之战为例，论证不畏失败坚持进军的必要和正确。他总结性地说：

“从来行军之际，原不能一往顺利，即如新疆西路，及金川等处，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

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对他的大展宏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知人善任，赏罚严明

乾隆帝在执政的六十三年里，尤其是五十年之前，虽然也看错、误用了一些人，奖惩方面有的不够妥当，但总的来说，他很注意用人之道，和重视褒抑之法，力求做到知人善任赏罚分明。

他发现了和重用了一批勇于任事、精明练达、为官清廉、政绩卓著的能臣，如刘统勋、黄廷桂、尹继善、陈宏谋、张允随、、那苏图、王恕、徐士林等人，他们皆在任职期间作出了重大贡献，不少人还以“清节推海内”。

在武将方面，乾隆帝更是特别重视，对那些奋战疆场、冲锋陷阵、屡败敌军的将士，不吝赏赐，破格晋升。像海兰察，因从征准噶尔、缅甸、金川、甘肃、台湾和廓尔喀，三十八年里，大小数百战，勇猛冲杀，军功超群，被晋封至一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服，三次图形紫光阁，任都统、护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卒后入祀昭忠祠。

同样，乾隆帝在不惜重赏，格外擢升时，对其过也不姑息，该罚则罚，甚至革职论斩绞监候，有的还予以处死。不过他对正法、自尽是非常慎重的，不轻易要人性命，常是监而不斩，侯而不绞，并给其戴罪立功的机会。

因此，乾隆年间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部院大臣和大学士，很多人都有几起几落的经历，今天是高坐堂上，下环群属，明天就因咎而革职籍没，充发边疆，或押于刑部大狱。比如满洲正白旗人舒赫德，以能于任事，而迅速擢升，历任都统、军机大臣、兵部尚书。

后来，舒赫德获罪革职贬为兵丁，充发黑龙江。然而不久，乾隆帝便知舒赫德确系忠心耿耿且有远见，又予以重用，后晋升大学士，兼管刑部、吏部及户部。死后晋太保，入祀贤良祠。

五，经常反省，知错能改

乾隆帝日理万机，时加思索，尤其是在大灾、大祸、用兵或重大事件上，更仔细考虑施政得失和言行妥否，发现有重大问差错，即予改正。

以“十全武功”而言，一征金川之时他及时收兵，用兵准噶尔部之放弃“以准攻准”法，缅甸受挫后不再远征，等等。这些都显示了他从大局出发，顺应形势，不再鲁莽从事的气魄。

在用人这一至关重要问题上，他发现对自己判断有错，即予更正，像对舒赫德、阿桂等大臣的一再起用，对兵部尚书鄂善受贿的严厉处治，对已经搁置罢官披枷戴锁押京戴罪的学政窦光鼐，降以温谕，复其原官，自认有错，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六，痛惩贪官，力遏贪风

说起乾隆打击贪官污吏很多人会嗤之以鼻，说他重用和珅使得官场贪污之风蔓延，以至于吏治败坏。这说的大致也不差，可实际上，有清一代，惩治贪官手段最严厉的也是乾隆帝。他特别注意严办那些皇亲国戚，一、二、三品文武大员，哪怕是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及尚书、皇亲国戚，只要是犯了贪污罪，一律予以惩治，或革职处死，获发配边疆。

?正是由于乾隆帝能够勤于理政善于治国，因此，在其皇祖、皇父奠定的基础上，他把“康乾盛世”推到了新的高峰，促进形成了“大清全盛之势”。他在文治武功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经过长期的努力，清政府统一了准部、回部，拓疆二万余里，使西北、北方彻底安定，西藏严格隶属中央，贵州改土归流得以坚持，云南南部民族地区牢固内附，从而最后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

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康熙帝一次普免天下钱粮和一次普免漕粮，乾隆帝则五免天下钱粮三免漕粮。康熙朝最盛时国库存银五千余万两，乾隆朝的存银长期保持在七千万两以上，最多时为八千余万两。

康熙帝谕令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有一万多卷，不可谓不多。而乾隆帝主持编辑的《四库全书》，却有七万九千余卷。这些事实表明，与康熙朝相比，乾隆时期国家更为强大，政局更为稳定，国库更加充盈。尽管这些与基础较好、一批文武大臣的努力和全国军民的辛勤劳动有关，但不能否认，乾隆帝的励精图治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晚年乾隆也有不少失误，尤其是宠信和珅，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国力大损，盛极而衰，他对此也应负重大责任。总的来看，乾隆帝对增强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最后奠定中国的版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虽有严重错误，但瑕不掩瑜，功大于过，可称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