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同居 vs.婚姻：年轻人如何理解中国式婚恋？

撰文：

宋婧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性别研究课程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员（礼任）

赖韦文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编：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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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的婚恋观对比

同居已经逐渐成为亲密关系中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在一些西方国家与婚姻并行不悖、与生育行为也并不冲突。在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下，许多学者在西方社会的同居婚恋变迁中看到了去传统化与个体化价值观的转变；同居式亲密关系的增长也意味着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婚姻的意义有所改变与式微。

基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语境，“中国式同居”和“中国式婚姻”一样有其独特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中国家庭生活的变迁（参见《当代中国家庭生活的变迁｜China Review 特刊》）和同居式亲密关系（参见《青年同居情侣如何分配家务？他们会更追求性别平等吗？》）。我们最近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发表的文章“Rising Cohabitation and Chinese Modernity: Flexible Intimacy and Persistent Marriage”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同居和婚姻观念的变迁：同居和婚姻是紧密联系还是彼此分离？它们之间的联接对于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意义吗？

这个讨论在两个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市场经济改革下国家角色在个体家庭生活中的抽离，使得个体在私生活领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转型也加剧了市场竞争和收入差距，强化了婚姻与家庭在社会流动和经济地位积累中的工具性价值，使得人们不得不在私人生活领域进行现实的考虑和务实的衡量，以此来应对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内部博弈权力的不稳定性，这也响应了学术界对于现代化能否带来反物质主义的“纯粹”情感关系的意见分歧。

第二，市场经济进一步地“私有化”了家庭生活与照料责任，把私人事务从公共空间中分割出去，国家不再直接干涉个体私人生活，并免去了为个体提供过去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下的种种福利。这种个人生活的私有化有着两种作用。

个体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去实践多元化的亲密关系，过去对于“非法”同居等行为的污名化道德标签被弱化和去除，人们对个体亲密关系和新型生活方式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

国家和单位的退出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原子化”，反而让家庭在个人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成为了个体获取经济资源与照料支持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在中国，婚姻仍然作为法律认可的配偶关系发挥着调节和规训家庭权力和责任（包括生育、抚养、财产关系等）的作用，同居关系在文化与法律意义上与婚姻无法相比，不可能像许多西方社会那样与婚姻并行不悖，而多为进入婚姻前的简短过渡阶段。

过去的研究尚未详细探讨男性、女性如何理解和诠释婚姻与同居的不同意义。我们通过结合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方法，探讨青年男性和女性是如何理解同居与婚姻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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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调查

2017至2018年，我们在广州和深圳对20-35岁的年轻人开展了线上调查（N=4127），具体用于本研究的两个态度问题为：

1）婚前应该要同居试婚；

2）同居了也不一定要结婚。

两个问题都使用了五分量表，受访者可以选择“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

定量研究发现受访者对第一个问题（同居的可接受性）同意程度较高，而对第二个问题（同居与婚姻的联结）同意程度较为分化。总的来说，女性受访者对于同居有着更高的接纳程度，而男性受访者更倾向于持保守态度，他们更倾向于否认同居可以与婚姻分离。

多元回归发现较高的教育程度和城市背景的人群更可能对这两个态度问题持正向态度，他们更倾向于对于同居呈接纳和开放的态度，而年龄较大的受访者则更倾向于对这两个问题持负面态度。这些发现和过去的研究相符合，表明经济发展、教育程度提高、现代生活方式的传播，往往会促使个体接纳新型和多元的婚恋态度与行为。

但是在控制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及人口学变量之后，相比于男性受访者，女性受访者仍然更倾向于认为同居与婚姻不一定紧密相关。这个现象与传统认识中期待女性更为保守的预期有偏差。定性研究发现，大城市的青年男女在职场和家庭中面对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和社会压力，不得不综合考虑自己面临的机会和风险，商讨和权衡人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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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

定性研究的受访者（N=22）大部分居住在广州或者深圳，都有着同居经历，对于同居和婚姻关系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他们对于同居关系的理解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仅仅是住在一起” ，一种是“试婚”，最后一种是把同居当作“婚前阶段”，这三类观念中，同居和婚姻的关系从十分疏离到极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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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对同居和婚姻的理解

首先，女性受访者中有更大的比例把同居关系解释为“仅仅是住在一起” 。女性受访者对同居关系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不仅和她们身处的城市、教育水平、生活圈子相关，而且与她们对婚姻与同居的明显区分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居作为一种居住安排有着更大的容错空间，而进入婚姻则代表着成为妻子这一重大的角色转变，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她们的人生。在访谈中发现，许多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有意保留一种疏离感有两大原因。一方面是追求个人自由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她们不想过早地承诺家庭责任从而失去一些自主选择人生的机会。另一方面，她们对婚姻后果患得患失，希望自己在进入婚姻之前能够做出慎重的选择，将来不会后悔。

女性觉得自己“输不起”，也是因为失败的婚姻给女性带来的代价和成本过于高昂。受访者丽丽认为，“同居就是住在一起，然后婚姻的话，可能里面就多了很多东西了”，同时她也意识到了婚姻破裂对男女的不同意义，在访谈中她提到“社会上对于二婚的男性和二婚的女性，好像说法都是不一样的，二婚的男性就是回归了单身王老五，（女性）二婚的就不一样了……如果一定要走到结了婚之后才能发现它是不行的一段关系的话，我本能觉得两个人没有想清楚”。在私生活领域男性和女性面临双重道德标准的情况下，无论是结束同居还是退出婚姻，往往对女性会造成比对男性来说更多的压力，但是和离婚相比，退出一段自己不看好的同居关系，对女性来说代价还是小得多。因此，这些女性看重婚姻又极力否认同居必然会走向婚姻，这种矛盾心理也反映了她们对婚姻慎重的态度。

其次，除了有意将同居与婚姻划清界限的年轻女性之外，仍然有一些女性把同居关系理解为“试婚”与“婚前阶段”。与前一类受访者相比，她们对于同居中的亲密关系有着更多的期待，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作出了更多的承诺。这些女性更强调自己有着对亲密关系负责的态度，把同居视为一个了解未来配偶的途径，并以“自己是认真的”化解自己在同居过程中可能面对的社会压力。

但是，随着亲密关系的进展，这些处于“试婚”或“婚前”阶段的女性明显地感到自己面对着他人眼光下更大的压力，失去了更多选择的自由，感受到了私人生活领域中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性别不平等。有的受访者抱怨自己为女性越来越弱势，既要保持矜持不能主动地推动同居向婚姻关系转变，也因为顾忌自己的名声不能轻易以退出同居关系来作为谈判的筹码。如小君，她的人生规划似乎被困在了同居关系中。一方面，在同居后，她对这段关系有了更多的期望，而男友就开始拖延结婚计划，自己却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她也考虑过不再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但这样做会让他们“离结婚越来越远”，也是她不想看到的。因此，过多的承诺和期望反而会让某些不够“潇洒”的女性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正是因为看清了自己面临的牺牲和困境，即使是把同居看作“婚前阶段“的女性也强调，不能水到渠成地让对方以无所谓的态度进入婚姻，必须保持结婚这一重大生命事件的仪式感。她们强调，“我要有一场属于我的婚礼……如果说他对这种事情都不重视，我可能就会觉得他可能不重视我”。因此，某些女性倾向于看重自己的名声和将来婚姻质量的稳定性，也会导致她们强调同居和婚姻不是一回事；由于许多年轻女性悲观地预见到婚姻生活将会比同居生活带来更多的性别不平等，而自己又面临着不得不结婚的压力，她们至少希望看到男方相当的诚意以说服自己已经做出了相对较好的婚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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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对同居和婚姻的理解

和女性相比，男性受访者对于同居和婚姻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理解方式。大部分男性倾向于认为同居是“婚前阶段“或者“试婚”，对于亲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更多的期待并希望给出更多的承诺。对这些男性受访者而言，从同居过渡到婚姻，有助于是证明他们是“可靠”的男人。这种“可靠”有经济层面上的，也有道德层面上的含义。

其一，男性受访者可能把同居看作女方及其家人对他们进行婚前测试的阶段，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一个成熟可靠、能够担起家庭经济责任的男人。

其二，许多男性受访者认为仅仅住在一起而不打算结婚是男性在道德上不负责任的表现（而这种指责对于女性则很难成立）。这些青年男性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对于亲密关系的认真态度，坚称自己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为了表现自己在道义上的责任感，男性受访者更倾向于主动在同居关系中做出承诺，表明他们有结婚的计划并在意如何保护女方的名声与体面。如其中一个男性受访者小夏认为，同居是跟婚姻联系在一起讨论的，他表示“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没有结婚的打算的话，只是想单纯地谈恋爱的话，没有必要在一起同居的”。对大部分男性受访者而言，与同居相比，婚姻更能够象征着他们进入一个成熟稳重的人生阶段，有助于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责任感受到周围人的认可。

另外，也有少数男性受访者并不想把他们亲密关系向着婚姻的方向推进。有一位受访者小文因为并不满意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地位，强调他当前的同居关系是“仅仅住在一起”。由于小文刚毕业还在找工作，在女友赚得比他多的压力下变得格外敏感，认为他在这段同居关系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许多男性也和小文一样，对于婚姻关系中的性别角色有着传统的期待，希望自己“养家”的能力被人认可，并期待未来的伴侣更侧重于照顾家庭。因此，他们对于从同居顺利进入婚姻的期待感是建立在婚姻有助于实现他们梦想中家庭生活的预设基础上的。一旦小文发现，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发展离开了预定的轨道，女友经济独立又不轻易顺从，无法满足自己对温柔贤惠妻子的期待，他也减少了对于这段感情的投入，不再继续忍耐并作出过多的承诺。这些少数情况下，男性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退路，让自己掌握有更多选择和讨价还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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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婚姻制度下新兴的亲密关系实践及其局限

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发现，中国南部沿海大城市中的年轻受访者普遍对同居持一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这和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程度的提高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同时，男女在处理私人生活领域中的亲密关系时还是有着不同的考虑。由于不同性别的个体在市场经济下面临着性别化的机遇与风险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期待，他们对于同居和婚姻关系有着不同的的理解。

由于亲密关系加深过程中往往在社会期望下表现出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希望通过多方试验、慎重选择，降低自己婚姻生活的风险，而同居则是她们寻求暂时的个人自主性，或者长远来看更好的婚姻选择的一个新的私人生活空间。

由于男性往往对于婚姻能够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稳定性和私人生活中的积极意义更为乐观，他们更主动地推动从同居向婚姻关系的转化，乐于在关系进展过程中做出更多的承诺，并把进入婚姻之前的协商和妥协看作自己获得成熟可靠的男性气质之前需要经历的试炼。

因此，女性和男性倾向于基于不同的动机和立场来理解婚姻的重要性，他们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包容和应对，也展示了他们不同的渴望和独特的困境，也体现出家庭生活中渗透到方方面面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正如笔者在2020年China Review特刊及其中对于同居婚恋关系的研究所展示的，家庭观念的变迁是一个不均质和不匀速的过程，由于物质主义的转型（materialistic turn）和亲密关系的转型（intimate turn）相互交织，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性别对于家庭生活变迁和个体化进程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应对策略，他们倾向于把同居看作具有不同人生意义的生活经历。男性在某些方面看似保守的态度，其实并不能与固守传统划等号，而女性对生活方式的调整，也往往是在结构性因素下迫不得已的实际选择。在看似理想化的时髦抽象理念背后，是患得患失的年轻一代女性，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理想中阳刚气质的男性。

参考文献

Song, Jing and Weiwen Lai. 2021. “Rising Cohabitation and Chinese Modernity: Flexible Intimacy and Persistent Marriag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1 (135), 474-490.

Song, Jing and Yingchun Ji. 2020. “Complexity of Chinese Family Life: Individualism, Familism and Gender”, The China Review, 20(2), 1-17.

Song, Jing and Weiwen Lai. 2020. “Cohabit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deal and Real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ong Chinese Youth”, The China Review, 20(2), 53-80.

制版编辑：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