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头记功：导致明军战力沦丧的制度性失误

在漫长的古代史上，曾有过无数用敌军人头记功的军队。其中就不乏像亚述和暴秦之类的武功佼佼者，但也有像明朝这种对战力毫无帮助的异类浮现。

事实上，任何制度的建立都尤其天然合理性。但聪明人的设计成果，必须由真正的强者来辅助执行。否则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屡屡让糟糕的局面更为混乱。

明军的人头记功重要性演变

明朝的人头记功模式 直接传承至暴秦旧俗

提起斩首记功，后人往往最容易想到大秦帝国的军功爵制。因为根据商鞅订立的变法规定，秦人只要在战场上斩获首级，就能取得财富和爵位作为奖赏。以至于在随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这种血腥计算模式成为历代大一统王朝的通用准则。其优势无外乎能鼓舞士兵斗志，并以相对透明的渠道保证赏罚执行。

然而，上述逻辑却在明朝时代出了问题。至少在军容较为完整的朱元璋与朱棣阶段，部队反而不怎么重视首级斩获数量。例如在赏赐无常规可依的太祖朝，只有针对沿海倭寇设立过以“擒斩”数封赏制度，但也不明确要求按首级查验。到了稍后的永乐朝，斩首记功模式也只针对比较特殊的哨探部队制订。其余部队则根据监军的临场督察，按战场表现划分为奇功-头功-次功这前后三等。

明朝的军队 恰恰不以人头为考核标准

公元1434年，明军终于在全面收缩的宣宗朝做出改变，真正开始重视起斩首记功模式。但同样是针对南方蛮族的特别订制，并没有在漫长的北方前沿推广铺开。直到土木堡惨败发生的1449年，类似规定才终于被移植到全国各地。可见这种后世人眼里的狼性激励制度，往往意味着部队战力直线下滑，而指挥层已别无他法可供替代。只不过是由于15世纪的明朝记录相对久远，且大部分战事都以境内边民为对象，这才不容易引起观察家们的火眼金睛。

到了16世纪，明军的羸弱表现依旧没有任何缓解迹象。比如在1508年，正德皇帝就索性废止了“冲锋”“破敌”“鏖战”等表现型军功，全盘改用人头充作考核标准。考虑到当时的明朝依然外无大患，且绝大部分部队军事行动的规模偏小，这样的安排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少不妥之处。后来的明世宗又下令恢复传统表彰，但斩首记功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并始终被当作中晚明军考察的最高标准！

15-16世纪之间 人头数量逐渐成为明军最重要考核标准

难封无头之功

积重难返的明军 几乎没可能抛弃人头记功模式

虽然斩首记功会影响作战效率，但明军实则很难重拾原先的表现型标准。明宪宗时的兵部尚书王复曾道破天机：论功行赏，以当先、破敌这样的作战表现为奇功，以生擒斩首为次功，恐怕难以施行。因为生擒斩首，有实物可验，而当先破敌没有证据可凭。用战斗表现作为军功认定的标准，不免产生滥报的弊端。近日如凉州奏报军功次序，生擒斩首仅仅三十个，奋勇当先的却达到千余人，根本不足为凭。

毕竟，明朝核定战斗表现主要由监军负责。如果仅以表现论军功不能做到真实有效，那么相关人员就容易握有太高权限。换言之，将领完全可以通过贿赂、威胁和日常关系维护，替自己和手下争取到更多曝光机会。

表现型考核模式 依赖监军制度的自身廉洁

当然，类似的监军系统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只是唯有明朝这类大一统帝国，才会将斩首记功摆到常规系统之上。究其原因，还是地域太广袤而集权过度。根据邓巴数，任何个体的社交上限都在15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是法兰西的国王，还是大明朝的皇帝，亲信数量永远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对小国的君主而言，只需派出自己的亲信就满足监军即可。但帝国君主的亲信根本不足以全面覆盖，以至于必须依赖庞大的官僚系统。

可惜，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系统，很容易形成欺上瞒下的包庇链条。古代又没有摄影机留下实体证据，按战斗表现记功，几乎得全靠监军自身的道德操守。假如君主本人的能力又比较平庸，以表现记功的弊端就会愈发凸显。这就难怪成化年间的御史吕洪曾指出：镇守总兵等官，一遇调遣就奏请增加在京军官以及自己家人随行。一面支给他们行粮，一面让他们安坐在军营里。遇到战事，功劳反而算这些闲人头上，夺了作战士兵的升赏。请求对这种行为予以禁止。

明朝将领不仅要会打仗 还要懂得如何“做人”

合情合理的死局

中后期的明军 几乎放弃除人头数外的其他考核标准

正因如此，明军的考核制度陷入两难境地。倘若依战斗表现记功，那么就缺乏合理的可操作性。但要是按斩首数目记功，又会直接于影响部队的作战效率。两种记功方式都存在严重弊端，似乎是个走不通的死胡同。

然而，如此糟糕的制度性矛盾还能长期维持，也说明当时的军政体系尚有不少留白存在。比如盛行于西南各省的土司制度，就为朝廷贡献过大量廉价且高效的作战力量。这些蛮族部队通常由领地所有者出任长官，同时也是领内军队的真正主人。所以有充分的利己动机，做好辖内的军功认定。而且因为管理范围较小，使得管理效率也自然提高。因而在明朝中后期的许多战争中，这些其貌不扬的土兵往往承担着中流砥柱角色。

为明朝奋战的土司部队 就不依赖人头记功

公元1599年，明朝集结湖广、四川和贵州等地的20余万大军，兵分八路围剿播州叛臣杨应龙。其中土司兵的比例竟多达7成，而且根本不施行什么斩首记功习惯。许多战斗虽然歼敌数百，但敌军首级却无人割取。同时，土司兵在平播战争中发挥英勇，远好过正规官军。亦如他们的先祖，曾在大藤峡、海南岛和江浙沿海等战场上表现的那样。

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到群臣的明朝精英阶层，实则对过度集中的管理弊端是心知肚明。但相比眼前的行政效率，他们更担心日后的地方自治倾向抬头，从而削弱中央的绝对权威。所以宁可将民众的血汗消耗于腐败、拖沓或碌碌而为，也要把权力紧紧握在手中。

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会发出如下感叹：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皇帝），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