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代皇帝对太学生请愿、平民告御状的真实看法

三千多年以前的西周，有一位周厉王，贪财好利，百姓不满的怨言很多。周厉王不顾民意，钳制舆论，堵塞民意表达的渠道，乃至行人“道路以目”，不敢说话。大臣召公告诫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周厉王不听。三年后，国人造反，赶走了周厉王，推行“共和行政”。

“周厉王止谤”的历史故事流传甚广。在古代中国，高高在上的天子或是乾纲独断，或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却从不与庶民百姓商量国事。在很多统治者的眼中，一般民众的意见，无足轻重。然而正如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论是太平盛世，抑或是纷纭乱世，注意民意的疏导和民众声音的倾听，对于贤明君主君临天下、治理万民，同样非常重要。“得民心者得天下”，注重民心向背、民意表达的最高统治者，方能称得上顺应时势，治国有方。

宋代帝王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没有其后元、明、清三朝专制皇权那么残暴和血腥。尤其是北宋时期，社会各阶层所享有的言论宽松度在古代中国的其他朝代是无法想象的。宋代帝王较为注重对于民意表达的疏导和安抚，其中的一些做法，在我们当代人来看，依然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我们常常在影视片中看到冤屈的百姓在衙门口击鼓鸣冤，在大街上栏轿喊冤的场面。其实，这就是古代司法中的一种直诉制度，即某些案情重大和冤抑莫伸者，可超出一般受诉官司和申诉程序之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陈诉。击鼓鸣冤就是击登闻鼓，起源于西周时代，其后历代沿用。朝廷往往在京城宫门外悬设登闻鼓，允许击鼓鸣冤直诉于朝廷，这样小民的冤情就可以上达圣听，皇帝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了解到民众的舆情。 

宋代开国伊始，宋太祖便明确规定凡逐级上诉至中央仍然有疑问的案件，当事人可依法向朝廷直诉。

赵匡胤

专门受理跑到宫门外敲登闻鼓的投诉机关有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和理检院。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定次序依次向这三个机构实封投状，由皇帝指定官吏重新审理。如果这三个部门不受理，当事人还可以拦驾，由军头引见司转奏案件。

老百姓自己家丢猪，皇帝下令赐一千铜钱补偿

北宋皇帝对于这种“告御状”事件的受理程序并不是徒有虚文，而是切实落到实处。在宋太宗在位间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首都百姓牟晖一天敲登闻鼓，向皇帝上诉自己家的奴仆丢失母猪一头，皇帝听到报告后，下令赐一千铜钱补偿给他。老百姓自己家丢猪，却跑到中央去向皇帝上告，这事放到哪朝哪代，首先皇帝能否知晓就是问题，而皇帝知道了这种荒唐事，心情不好，把他拿下砍头也是小事一桩。宋太宗如此宽宏，对宰相解释说：“这类小事都上诉到朕这儿，听朕判决，的确可笑。然而当皇上用这样的心治理百姓，天下就没有冤屈的百姓了。”

“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宋太宗以九五之尊居然屈尊“接访”，而且还对这明显无理取闹的百姓做了妥善处理，且不论“作秀”与否，宋代皇帝对于民意的这种重视程度，放到当代，也会令人汗颜的。

每次朕的车驾一出皇宫，拦车驾、告御状的太多

到了宋真宗时，对于“诣阙上诉”之类的民意事件继续宽松处理。宋真宗有一次甚至抱怨说：“广开言路，治国理政最为重要，而近日尤多繁杂。每次朕的车驾一出皇宫，拦车驾、告御状的太多，朕每份状纸都要详细阅读，简直没法走。”这些百姓任意拦截皇帝车驾，冀希得到最公正、最权威决断的表现，宋代皇帝倒也爽快，以民事为重，认真解决这种“告御状”的事情。

“告御状”的既有官绅，也有普通百姓

进京“诣阙直诉”“告御状”的既有官员、乡绅，更多的则是普通百姓。这些汹汹民意背后，所凸显的不光有政治事件纠葛、财政经济纠纷、司法案件上诉、知识分子请愿等。

其中，就个人上访而言，因地方司法判决不公而受到冤屈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每当中央朝廷或各级官员受理“上访”，成功平反一桩冤假错案，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一代清官”包拯，被后人传颂，同宋代这种较为清明的司法和政治是不无相关的。

对于如雪片一样通过“告御状”等形式上达圣听的各种案卷、状纸，在皇帝关心，官员秉公办理下，很多都得到平反昭雪。下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宋太宗年间，开封寡妇刘某指使婢子到开封府，起诉其夫与前妻所生子王元吉向她下毒，致使濒危垂死，王元吉被捕后屈打成招。刘氏不久死去，王元吉妻张氏便“击登闻鼓称冤”。宋太宗亲自召见询问，经司法部门重新审理后，得知是刘氏因有奸情怕王元吉发现而诬告所致。宋太宗时，澧州有百姓因报案不实，竟被知州赵彦韬杀死，并剖其心肝，“民家诣阙诉其事”。赵彦韬被判罚杖脊，配隶淮西禁锢。宋真宗时，穆修任泰州司理参军，因与通判关系甚僵，而遭诬陷，被朝廷贬到池州。穆修“中道窜诣阙下，叩登闻鼓称冤，会贰郡者死，复受谴于朝。”诬陷者即使亡故也难免受责。

选派“诸路劝农使”，探访民间疾苦，督察官吏

在允许“告御状”的同时，宋王朝亦意识到了单纯的允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在京师受理这些案件，又会影响到都城官府正常工作和百姓生活。因此在南宋时，朝廷就选派出“诸路劝农使”，去各地探访民间疾苦，督察各级官吏的所作所为。同时，赋予劝农使接受各类上诉案件的权力，搜集各类舆情，尽力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当然，宋代对越诉、上访问题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有效遏制住官僚的贪腐，亦没有从源头上消减社会矛盾。但是这种适时给予百姓上访机会的做法，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纠纷。

对于大宋民众所反映和投诉的各类问题和案件，宋代皇帝常常能够做到高度重视，及时调查处理。宋代皇帝顺从民意，惩治有关官员，由于民众的检举或指责，常导致中央高官下台。宋太宗年间，老百姓翟马周击登闻鼓，指责当时的宰相李昉居宰相之位，当辽朝入侵之时，不修战备，只知道赋诗宴乐。宋太宗“乃诏学士贾黄中草拟诏书，罢李昉为右仆射，深加切责。”

这些民众“诣阙上诉”反映出一些重大问题，揭露出一些制度上的漏洞或弊端。宋代皇帝重视这些民意表达，及时与百官商议堵塞漏洞，完善制度。宋太宗开宝六年（973）的科举中，落第举人徐士廉等击登闻鼓，控诉权知贡举李昉（又是这位高官中枪）徇私情录取进士。于是宋太祖接见落第举人360人，当场考试，亲自阅卷，录取了包括徐士廉在内的进士26人，诸科101人，并将李昉降职为太常少卿，其他考官一并处分，从此科举制度增加殿试制度，更为完善。

太学生请愿表达诉求

在宋代社会各阶层中间，太学生是比较特殊的群体。古代中国官方的最高学府为太学，隶属于国子监管理。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年间，始以东京开封府兴办太学，宋神宗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初年，在临安府（杭州）重建太学，至南宋末年太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

作为宋代民众中文化程度很高、影响力颇大的知识群体，宋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各方面都活跃着太学生的身影。宋代太学生的上诉、请愿与政治活动体现出两宋时代蓬勃而起的民众意愿表达。

北宋末年，朝纲紊乱，又赶上金人入侵，纷纭乱世之间，东京城数千太学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力图救亡图存。1126年，金兵南下，包围东京开封城，宋徽宗禅位其子宋钦宗，朝廷上投降派当道，人心惶惶。京城太学生领袖陈东联合爱国人士，上疏皇帝，请除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邦彦、朱勔等“六贼”。这六位贪官在宋徽宗时期贪赃枉法，祸乱朝纲，引起朝野人士和百姓们的极大不满，陈东等人的正义行动，很快就得到广大官员和百姓的衷心拥护，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声势。宋钦宗为振兴朝政，抵御外侮，顺应民意，先后惩处这几位奸佞之臣，朝野民众为之振奋。

后来，守卫东京的将领李纲被投降派攻击而被朝廷罢官，为了抗金大业，太学生领袖陈东率领太学生、军民百姓数万人诣阙请愿，请复李纲职位。眼看民意汹汹、事态严重，宋钦宗下诏恢复李纲职位，李纲复出后，走出皇宫右掖门安抚军民，百姓欢声雷动。

在这次京城请愿运动中，出现“打砸抢烧”等暴力犯罪现象。事态平息后，朝廷也开始追究“暴乱“的责任。宋钦宗在下达的诏书中虽然充分肯定了太学生请愿“本出忠义”，主流意愿是好的，但又严斥种种暴力犯罪，并下令以后如有这种“伏阙上书”、聚众闹事的事情发生，必将严惩不贷，“斩迄闻奏”。后来，陈东也因为领导大学生上书和官民请愿活动得罪圣上，而被登基不久的宋高宗下诏诛杀。这件事也充分体现出朝廷对于太学生群体的矛盾态度，以及对于广大百姓的民意舆论既引导、又惧怕的矛盾心理。

不论是宋代民众“诣阙上访”、“告御状”的层出不穷，还是宋代太学生请愿、表达诉求的政治活动，均体现宋代帝王与民众之间围绕民意表达进行的各种互动。从朝廷角度而言，宋代皇帝十分重视倾听民间意愿,力图维护稳定，纡解民怨，保证社稷永固。从民众角度而言，宋代民众表达各种意愿的途径较为畅通，宋代民众对皇帝和朝廷的信任度比较高。宋代帝王注重民意表达，产生很多积极的历史作用：

宋代帝王注重民意表达，注意民意舆论的疏导和民众声音的倾听，在宋代营造出较为清明的政治、司法环境和较为宽松的言论自由度，从而促进宋代社会的稳定、繁荣。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朝廷面临危亡之际，太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挺身而出，引领和表达民众诉求，这种情形在我国古代，数见不鲜。东汉末年太学生与清流一道抨击宦官专政，横遭党锢之祸；北宋末年太学生参与抗金政治运动，受到投降派打击；明代末年北京、南京太学生广泛结社，支持东林党、复社反对阉党的斗争，伴随着南明覆灭而烟消云散。宋代皇帝对太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所表现出的矛盾心理非常具有代表性，其既想利用太学生安抚民心、鼓舞士气，又严加防范太学生掀起民众运动，一旦太学生群体提出政治诉求，朝廷一面被迫让步，事后又“秋后算账”惩处首要……如此种种，专制帝王对于民众意愿的复杂态度，可见一斑。

在长安建都乃千年之计，大汉繁荣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到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离开，期间虽然并未一直作为京城存在，但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足有千年之久。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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