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高和寡的徐浩峰和出品方保利影业争当“剪刀手”，钱与艺术谁该妥协？
无论是武门还是任何圈子，掌握“霸权”和话语权的永远是少数。
在电影界，艺术化和商业化的博弈、资本裹挟和文化坚守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息过。此次，一向温文尔雅的文人作家、导演徐浩峰也被资本惹得怒发冲冠了。
4月27日，被视为新式武侠电影先锋人物的徐浩峰，在疑似其微博小号＠南河晚行 发博文《日后痛骂》，称将放弃对新片《刀背藏身》的导演署名权。
在文中徐浩峰用“面目全非”来形容《刀背藏身》，甚至想要在上映后“臭骂”，以示“它原本不是这样”，“放弃导演署名，是导演对作品的保护手段”。
放弃署名权源于与投资方争夺“剪辑权”
在今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上，作为亚洲璀璨之星最佳导演奖获得者的徐浩峰还对媒体表示对这部新片的期待，为何短短两个多月，态度便由爱转恨呢？有传闻称徐浩峰是因为《刀背藏身》的投资方保利影业剥夺了其剪辑权，方才出此下策。
《刀背藏身》于2016年11月底杀青，目前应该尚处在后期制作当中。按照徐浩峰的说法，或许是在暗示，自己已经失去了影片的剪辑权，而最终由别人呈现出来的效果，将与他预期的有着明显差距。
4月28日，电影《刀背藏身》官方微博发文回应，“感谢大家对电影《刀背藏身》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会和导演一起努力，尊重艺术，为大家呈现一部极具徐氏风格的优秀作品。”
作为编剧，在《一代宗师》里写出“人活一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这种金句的徐浩峰，此次直接与电影出品方保利影业开撕，看来他面临的问题，或许是片方的“主流审美”商业考虑与他极强的自我风格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问题。
“夫妻离婚”必然对孩子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同样适用，片方、导演的内讧翻脸，最倒霉的无疑就是这部电影。
与徐浩峰前三部作品相比，《刀背藏身》在运作方面更商业一些。这部由许晴、春夏、黄觉等人出演的新片《刀背藏身》。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北京电影节市场签约仪式上，出品方保利影业总经理柳德彬表示《刀背藏身》投资8000多万，预期票房大概三个多亿，“这样就很成功”。如今徐皓峰导演忽然表示要放弃署名权，恐怕会对影片票房造成影响。
难以定义的徐浩峰
徐浩峰这个名字，被更多人熟知是在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公映之后。
而除了编剧之外，徐浩峰其实还有更多更为鲜明的身份：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形意拳大师李仲轩的后人、武侠小说作家、硬派武侠片导演等等。
因此，徐浩峰似乎很难被定义。
在《刀背藏身》书末的两篇后记中，徐皓峰表达了对电影和文学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曾经的文字从业者们在目前正在被电影产业收编，七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到现在都已经成了编剧，所有小说的叙事风格也不可避免地在向好莱坞叙方式事靠拢。
所谓好莱坞的叙事方式，就是用尽方法揣摩心理，用技巧挑逗情绪。他觉得这很悲哀，但观众们都喜欢这样。徐浩峰说：“从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喜欢这样：因为它有目的，不真诚。而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直面内心的。”
徐浩峰写得最好的是落寞。高手在时代变幻中的落寞，这是他的心结。社会大环境的变幻，以前的道德崩塌了，新的道德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徐浩峰的电影，从来不是拍武侠片，而是把真正的江湖拍出来。这套东西，放古今什么时代都是如此，放任何行当都一样。
早在1997年，徐浩峰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此后的口述历史纪实文学《逝去的武林》让其名噪一时，该书记述了徐浩峰的二姥爷、形意拳大师李仲轩先生的生平，状写出一个现实中的武林生态。而到了2014年，他的另一部武道小说《道士下山》被陈凯歌改编拍摄成电影，徐浩峰再度进入大众视野。
而作为导演，徐浩峰已经多次进行了面向大众的尝试。从2012年的《倭寇的踪迹》、2015年的《师父》，到2016年上映的《箭士柳白猿》，这三部电影，都走进了院线。
可惜的是市场却并不认可，《倭寇》上映排片仅一天，《柳白猿》更是命运多舛，唯有《师父》还算有些市场的影子。这三部影片的票房总共加起来也未超过6000万，也就是说，《刀背藏身》的预期票房是徐浩峰前三部电影作品相加的5倍之多。
如果《刀背藏身》按照徐浩峰的一贯调性走下去，或许会收获口碑，但投资方难免对其极具个人风格、难以被世俗化市场接受的电影产生深深的忧虑。
从最终剪辑权的争夺到艺术与商业电影的博弈
最近几年，中国电影正在发生着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对赌发行、保底发行、完片担保、众筹、私募、基金等一系列看似与电影产业并不相关的金融概念，开始频频出现在制作、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
自从大量资本注入到影视行业以来，“别让资本裹挟了艺术”的呼声在诸多创作者心中愈发高涨。
而中国的电影一直就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来回摇摆，执着于“艺术”的导演找投资难于上青天，现在影视行业一片火热，热钱多了不少专家又开始质疑电影缺失艺术性了，商业片和艺术片的论战甚嚣尘上。如今再加上最终剪辑权之争，投资人、导演争当“剪刀手”，一个考虑的是收益，一个高举保护艺术的大旗，归根结底还是钱与艺术之争，那到底谁该妥协，谁又该低头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就不得不提好莱坞著名的“制片人中心制”……
在好莱坞，制片人掌握最终剪辑权很普遍，他们的制片人专业程度很高，在一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制片人掌控电影，从投资到剧本监督，从拍摄周期到最后影片的剪辑，再到上映、发行……好莱坞的制片人权力大过导演，同时又对市场、资金、资源等都非常清楚，为了影片的商业考量，他们就会对电影大动“剪刀”。
可即便是这样，在好莱坞，导演和制片方依然会有剪辑权之争。去年三月，《蝙蝠侠大战超人》的公映版因为叙事混乱等问题，遭到影评人的口诛笔伐。去年底，华纳发布了导演扎克·施奈德剪辑的版本，比影院上映的版本足足多出30分钟，它透露出更多新的画面和剧情。导演剪辑版一经发布，此片受到各界的好评，成功为导演翻案昭雪。
在中国，电影工业的水平比较低，导演相对来说比大多数制片人、出品方要专业，也更熟悉这个行业，更熟悉艺术规律，因此需要尊重导演的创作原则。
可事实上，目前中国电影实际的掌控权一直都模糊不定，似乎谁都可以对影片“指手画脚”。从创作初始端的编剧，到作为创作主体的导演，到项目“大家长”的制片人、出品方，以及“投资方”的出钱的金主，他们都希望在作品的最终呈现上体现各自的意志。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们需要从大环境上来审视，由于我们目前电影工业体系缺乏基本的契约精神，业内唯一的评判标准似乎就是哪方的影响力大，就有绝对的话语权。
而对于《刀背藏身》这样一部投资已经达到8000万，后期的宣发费用有可能累积达到1.3亿以上的项目的运作，必须遵循电影市场规律，最起码要恪守相应的契约精神，按照商业化运作来办事。任何一方都完全可以在签约时要求保留终剪权，这本身就是各方平衡和博弈的过程。像《刀背藏身》这样的电影，最终剪辑权在最初的合同里到底是如何界定的，外界难以轻易定夺。
对于导演来说，想拍文艺片自然有喜欢文艺片的“老板”。《师父》的制片人李霞对于徐浩峰本人非常欣赏，称他是见过最有深度、最有文化底蕴的导演。而对于当时《师父》的票房，李霞很坦然地称：尽人事，听天命。“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样，一部片子也有一部片子的命。《师父》的价值也不是用票房来衡量的。”
所以，回过头来看此次徐浩峰开撕保利影业的事件，“放弃署名权”更像是一种抗争的姿态。在内地的电影体系下，导演或编剧如果宣布不署名，对影片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
因此，理性地来看，艺术与商业并不是一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对立体”，不一定非得搞得大家鱼死网破、水火不容才叫对作品负责。导演的权利理应得到尊重，而投资人的权益同样也该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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